耐克赞助 CBA：重视球星个体却忽视弱队诉求，赞助金额少引发不满

耐克的天然基因就是重视球员个人，崇尚个性，它确实为中国篮球创造了很多新潮流，相对而言，它会自然而然地忽略一些弱队的诉求，比如在提供装备时，强队总是能得到强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一批最新款球鞋和装备，而弱队要么补货晚，要么拿到一批过时的货。除了这些日常的小纠纷，耐克相对较少的赞助金额也是导致球迷不满的关键原因。 CBA球队。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耐克4年25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越来越寒酸，分到每支球队的金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耐克已经给很多球星提供了个人合同，导致很多球星的收入盖过了球队中其他所有队友，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团队至上理念，也不利于球队坚持平等管理。 更重要的是，随着CBA的快速发展，其他品牌也开始觊觎CBA这块蛋糕，纷纷私下接触一些球队，寻求签订个人合同的可能性。

因此，在1999年耐克与CBA合同到期前，以上海队总经理李耀明为首的10支CBA球队向篮协提出，由各球队自行寻找装备赞助商，这在当时被称为“反耐克运动”。当时，耐克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同意各球队在合同结束前自行寻找赞助商。于是，阿迪达斯、匡威等品牌纷纷进入CBA，耐克也签下了八一、首次收购北京队、宏远队，CBA球衣、球鞋由此进入“百花齐放”时代，球队和球员的利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反耐克运动看似是耐克的利益受损，但据当时担任耐克高管的夏松所言，事态的发展其实是符合耐克利益的。一方面，当时全球经济形势不佳，股价下跌的耐克在全球裁员1600人，营销预算减少三分之一，无法提供满足劳资协议的续约条件。另一方面，耐克一直重视个人球星，与其花钱赞助联盟，不如把预算全部放在个人球星和知名球队身上。众所周知，耐克虽然现在是全球第一运动品牌，但他们从来不赞助奥运会、世界杯等顶级赛事，相反，他们更喜欢赞助顶级巨星，这是他们的营销文化。在CBA遭遇“反耐克运动”后，他们趁势转身转而从事他们更擅长的明星赞助工作。

安踏借助CBA起飞却三次遭伏击

1999年的反耐克运动，看似是球队对耐克的反抗，其实是球队对篮协的反抗，球队希望篮协能把更多的商业推广权下放给自己。在五年间（1999 -2004）CBA球衣、球鞋“百花齐放”的时期，CBA球队的收入增加，赞助商也确实为CBA贡献了不少经典球衣、球鞋款式。但球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随之拉大比如宏远这样的强队，靠自己签下装备赞助商赚得盆满钵满，而一些弱队却很难获得赞助商的青睐，有时候赛季快要开始了，队员的装备却还没到手。仍未尘埃落定，还要依赖篮协的帮助，这显然不利于CBA大家庭的团结，也不利于CBA品牌的培育。 因此，2003-04赛季结束后，以李元伟为首的“篮球职业化运营研究小组”决心将CBA装备权归还给篮协。

当然，李元伟收回CBA装备权的主要原因还是CBA联赛整体收入的停滞，众所周知，CBA联赛在过去21年里，基本把投入都外包了，也就是篮协将CBA的主要业务运营权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运营，1995年至2001年CBA的业务运营权被授予国际管理集团（IMG），IMG平均每年要向CBA支付每年向篮协投入360万美元。IMG通过为CBA寻找联赛赞助和场馆广告合作伙伴收回成本，其中联赛赞助是主要收入来源。赞助商的投资额基本从2000万人民币。第一年CBA的赞助商是555香烟，后来是希尔顿。总体来说，那几年IMG并没有赚到多少钱，最多只能算是收回成本。

2001年合同到期，IMG认为已经完成了CBA市场的开发，必须盈利，于是报价不涨反跌，只开出每年200万美元+50%利润分成这最终让他们败给了羊城报业集团，后者开出的报价是每年3500万美元+10%的利润分成。但羊城报业集团调查后发现，这个报价注定是赔钱的，于是单方面撕毁了2001-02赛季开始前不到两个月，篮协便与国家队签订了协议，无奈之下，篮协只能让其全资子公司北京中蓝体育发展中心（俗称“中蓝公司”）承包球队，但从篮协的角度来看，中蓝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公司法上说它不是公司，是国有企业，赶紧接管。 中国篮协运营四年来，平均每年亏损近千万元，而联赛赞助商的投入金额也从最初的1500万元（摩托罗拉从2001年起两年赞助CBA总金额达3000万元） 2003 年的赞助费从 2000 万元降到 1000 多万元（中国联通赞助了 2003-04 赛季的 CBA，宣布赞助费是 1500 万元）。总经理翟继荣在 2004 年总决赛前被免职。李娜信任的严晓明元伟，空降执掌中国篮协，但也难以扭亏为盈。

2004年夏天，“篮球职业化运作研究会”决定取消CBA联赛的冠名权，而是将CBA赞助商分为主力合作伙伴、市场合作伙伴、鞋服合作伙伴、联赛指定供应商四个层级。其中其中，CBA装备赞助商由供应商升级为鞋服合作伙伴，被调研组视为重要资金来源。随后，篮协召开亮马河招商会，推介CBA新招商战略，但可惜招商效果不佳，万众瞩目的鞋服合作伙伴开价1000万一年却无人问津，为此篮协领导还特意走访了李宁、耐克、阿迪达斯积极邀请其加入，但都无一例外地拒绝了。

联赛冠名赞助商被取消，市场对新投资模式反应平平，似乎注定CBA在2004-05赛季要亏损2000多万。2004年10月，CBA即将开赛来自福建晋江的新品牌主动找到李元伟，双方最终签下3年6000万的合同。这个出手相救的品牌就是安踏。鉴于合同金额较大，安踏篮协决定将安踏的赞助级别从鞋类和服装合作伙伴提升为“CBA 唯一指定体育用品”赞助商。不仅 CBA 的球衣由安踏供应，而且整个联盟都必须穿安踏球鞋。三年合同结束后合同到期，安踏再续约5年，底薪2000万加上一定浮动指数。

安踏与CBA的合作被认为是双赢的，安踏每年2000万元的投入保证了中国篮协不再亏损，与CBA的合作大大提升了安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迅速从区域品牌成为全国体育装备领军企业，据不完全数据显示，2004年安踏签约CBA时，年销售额只有3.1亿元，一年后飙升至6.7亿元，翻倍至1.25亿元。 2006年销售收入达14.0亿元，2007年销售收入达29.8亿元，2008年销售收入达46.3亿元，2009年销售收入达58.7亿元，2011年销售收入达89亿元，年均销售增长率超过90%。 安踏在签约CBA之后的迅速成长，成为当年体育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安踏nba球队篮球鞋是哪十支球队，也让当年拒绝CBA邀请的李宁后悔不已。

虽然赞助CBA让安踏声名鹊起，但在此期间也遭遇了不少“埋伏”。所谓埋伏，就是一些非赞助品牌通过某种方式，在某些赛事、活动中获得曝光，让人误以为是他们同样是官方赞助商，安踏赞助CBA期间，就遭遇过其他品牌的伏击，而其中部分伏击与篮协、英芳的“文字游戏”有直接关系：

由于CBA球队在“反耐克运动”后已经习惯了自己运营装备权，所以当安踏入局，收入被夺走时，他们自然不高兴，于是不断找各种借口：很多球员表示，安踏的鞋子容易扭伤脚踝；多名球员称自己脚型特殊，按照医生建议不能穿安踏鞋；球队称与原品牌的合约尚未到期，如果贸然毁约他们需要支付赔偿金。由于安踏当时的技术确实不如耐克等品牌，而且与CBA的合同确实是在2004-05赛季开始前一个月才完成的，考虑到鉴于这些客观情况，李元伟同意个别球队和球星在2004-05赛季仍可以穿其他品牌的球鞋，但球员此后如果再次穿其他品牌的球鞋，则需要缴纳一定的“赎回费”。

具体来说，每个品牌有5个名额。以耐克为例，篮协允许联盟最多有5名耐克签约球员穿耐克鞋，但每名球员必须缴纳10万元的“赎脚费”。此外一些因为脚型特殊无法穿安踏鞋的球员，需要用胶带遮住原有的品牌，俱乐部也需要为此支付一定费用。在外援管理方面，考虑到脚型和穿鞋年限，外援的习惯确实与中国球员不同，他们不一定要穿安踏，但鞋子必须有统一的标签。

必须指出的是，李元伟在维护赞助商利益方面确实铁腕，他多次召开会议，要求球队坚决维护赞助商利益，不能以“穿安踏鞋容易引起纠纷”之类的借口。脚踝扭伤。”李元伟不惜以违规罚款，多位俱乐部领导因此被罚款、被电话训诫。因为李元伟亲自操刀，经过两个赛季的转型，安踏终于在CBA站稳了脚跟竞技场。

虽然李元伟亲自出面维护安踏的利益，但安踏还是遭遇了一些伏击。除了球队暗中试图抵制外，中国篮协的一项授权决定也让安踏不高兴。如上文所述，2001 年，中国篮协匆忙接手CBA的商业运营权。当时，球鞋和球衣的权利已于1999年被各球队拿走。于是，中国篮协总经理翟继荣“灵机一动”并将中国篮协的经营品牌授权给厦门磊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速”），磊速向篮协支付固定费用及一定的利润分成，从而获得中国篮协经营品牌的使用权。篮球协会自己的装备上有标志。

众所周知，中国篮球协会（英文全称：）的简称也是CBA，所以镭速的装备上也印有CBA的字样。之后中蓝公司与镭速共同投资成立了北京中蓝镭速体育中蓝蕾速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蓝蕾速”）实际为一家空壳公司，虽然蕾速全权负责CBA特许产品的销售，但账务必须通过中蓝蕾速的账户进行结算，这此举旨在监控CBA授权产品的销售。

安踏在2004年成为CBA“唯一指定体育用品赞助商”后，很快发现了中蓝雷速这个空壳公司。由于雷速的存在，安踏其实并不是CBA唯一指定体育用品，因为雷速还可以使用CBA三个字。安踏曾向篮协提出过交涉，但在李元伟多方安抚并解释CBA不仅是联赛的简称，也是篮协的简称后。在理解了这个文字游戏后，安踏颇为无语，好在考虑到蕾素销量不大，安踏“大方”地选择了放过。

由于中国篮协招商引资能力不足，篮协于2005年将CBA商业运营权授予英芳中国，双方签订了一份7+5的长期合同，前7年，英芳中国每年要向篮协缴纳650万美元，如果CBA招商有盈利，则要缴纳78%-85%的利润，为了监控英芳的盈利情况，双方成立了壳公司中国篮球协会英芳。可惜的是，英芳在运营CBA初期年年亏损，只能想尽办法扩大CBA的投资额度。考虑到安踏是“CBA唯一指定体育用品赞助商”，英芳也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2007年12月，授予七匹狼男装为期3年近千万元的“CBA联赛唯一指定男装”、“中国篮协唯一指定男装”称号。

安踏对七匹狼的入驻也非常不满，也提出与盈方谈判，因为原则上CBA在服饰品类上不能有两个合作伙伴。盈方解释称，安踏只是CBA“唯一指定体育用品赞助商”，重点强调了“运动装备”四个字，而七匹狼是商务男装，并未被列入这份名单，一番措辞之后，安踏只能默许七匹狼入选的现实。

2009年，七匹狼事件发生后不久，盈方又以2500万元的价格授权耐克成为“CBA联赛唯一指定用球”供应商，为期5年。如果七匹狼确实是商务男装品牌，而不是真正的CBA联赛，那么盈方将以2500万元的价格授权耐克成为CBA联赛唯一指定用球供应商。安踏的竞争对手，安踏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真正的竞争对手耐克进入CBA，让安踏怒不可遏。安踏立即找盈方谈判，盈方又挑衅说耐克只联赛用球规定，篮球不属于运动装备，安踏也只是CBA“唯一指定运动装备”赞助商，双方并无冲突。至此，安踏再次无话可说。在耐克成为CBA联盟赞助商后，作为CBA的赞助商，盈方允许身穿耐克的CBA球员人数从5人增加到13人，当然，这13名球员每人都要向安踏缴纳一笔“赎回费”。

安踏为何不断被其他竞争对手伏击？关键原因还是钱。乍一看，每年2000万对安踏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CBA在不断扩张，人民币在贬值，分红数额自然就少了。分到各个战队的利润自然越来越少，所以各个战队一直在想办法跟其他品牌合作，尽可能多地赚钱；而英芳自然也会想方设法吸引尽可能多的投资人安踏nba球队篮球鞋是哪十支球队，以减少亏损。马国力入主英芳后，成功提高CBA赞助商门槛，加强对赞助商的服务质量，不仅让英芳扭亏为盈，也为李宁斥资20亿打造CBA联赛奠定了基础。 5年。

李宁独家特权引发争议

2012年，英芳与篮协的7+5合同前7年到期，马国力大胆开出每年3.36亿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成功续约5年。事实上，在正式与篮协续约之前，英芳已经联系过耐克、李宁、安踏等多个品牌进行过调查，其中李宁最为积极。2004年，篮协领导层主动拜访李宁公司，希望李宁能以每年1000万元的价格成为CBA的鞋类及服饰合作伙伴，但被李宁拒绝了。在看到安踏与CBA合作的惊人效果后，李宁后悔了。此后，李宁高层邀请李元伟吃饭，试图寻求合作机会。 在无力介入CBA后，他们只能以每年1000万元的价格赞助NBL。

2012年安踏合同到期后，各大品牌主动联系马国力，希望与CBA合作。马国力明确告诉各大品牌，一定要开出有诚意的报价。耐克最初开价是每年8000万，阿迪达斯开价1.2亿，但当门槛提高到每年2亿的时候，两大巨头却主动退出，当门槛提高到2.5亿的时候，一直憋着续约的安踏也选择放弃，最终竞标池里只剩下李宁一家，关键时刻，马国力独特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成功说服李宁签下一份5年20亿的合同。

5年20亿！平均每年4亿！比安踏时期多20倍！李宁和英芳的签约不仅创造了当时中国体育商业赞助的历史，而且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在此之前，中超联赛与耐克在2009年签订的天价合同也不过10年2亿美元，还不到CBA的1/3；就连NBA ，2006年与阿迪达斯的合同仅为11年4亿美元，仅为CBA的一半。

李宁重注CBA，不仅是为了弥补2004年犯下的错误，更是因为他们当时深陷困境，只能赌CBA换来新生：2008年奥运会后，包括李宁在内的品牌李宁陷入了销售停滞、库存暴涨的泥潭，在李宁所有的运动装备中，篮球装备是销量最好的，所以李宁必须快速提升在篮球领域的影响力，才能尽快走出泥潭通过篮球的辐射，对了，李宁在签约CBA之后，当年10月就和韦德签了10年代言合同，金额是1亿美元加上一定股权。

其实当时李宁在CBA身上押下重注也是别无选择：NBA和欧洲足坛基本被耐克和阿迪达斯垄断，国内中超联赛被耐克、中国男篮拿走而且国足也属于耐克，排球联赛和乒超联赛曝光度不够，经过反复比较，只剩下CBA这个唯一优质IP，李宁不得不全力以赴付出40倍的代价来弥补2004年犯下的错误（篮协2004年报价1000万/年，2012年涨到4亿/年）。

由于李宁每年为CBA投入4亿元（3.5亿元+5000万元装备费），作为回报，篮协与英芳将李宁从“CBA唯一指定体育装备”赞助商升级为“CBA联赛官方指定运动装备赞助商”。安踏与李宁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并给予李宁尽可能多的特权。鉴于安踏此前曾遭到其他竞争对手的伏击，李宁希望英芳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与耐克签订“CBA 唯一指定赞助商”合同后， 2013-14赛季“英芳世界杯”使用权到期后，英芳停止招商，将这一权利交给了李宁。在“赎回费”方面，英芳在2012赛季开始前将“赎回费”提高到每人50万元。 -13赛季。 如果不交钱，又违反穿鞋规定，第一场罚款2万元，第二场罚款4万元，以此类推，罚款翻倍到50万元。

提高“赎回费”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一年，除了耐克，其他品牌都没有为签约球员购买名额。耐克虽然有13个豁免名额，但并没有全部购买。在季后赛第一场比赛中，赛季中，王治郅、马布里等13名球员违反规定被罚款，引发各方抗议不断，但篮协严格执法，抗议逐渐平息。至于那些真正不能穿李宁鞋的人，因为由于伤病或特殊脚型等原因，篮协规定整个联盟每个赛季只能有8个名额，每个名额也是30万，需要贴标签。2014-15赛季，篮协进一步加强了对对违规穿鞋进行管理，所有参赛选手必须穿李宁鞋（不穿李宁鞋的外籍选手将继续被标记），50万的豁免名额将被取消。 至于因伤病或特殊原因必须穿着比赛产品的球员，每个俱乐部只能有一个豁免名额，联赛20支球队共用8个名额。国家队球员将优先获得豁免名额，每个名额30万，但必须贴标签。

2015-16赛季开始前，篮协进一步缩减了伤病专用特许鞋的数量：整个联盟仅有四个名额，只有参加2015年亚锦赛的国家队球员才能穿特许鞋，所穿品牌必须与2015年中国篮协有合作关系，最终易建联、王哲林、周琦、丁彦雨航获得了这个名额（均为耐克签约球员），而韩德君则被公开批评，并一度穿着耐克去参加比赛以示抗议。

此外，篮协在2015年还出台了新规定：球队在休赛期参加集体活动，或者参加三人以上集体活动时安踏nba球队篮球鞋是哪十支球队，必须穿着李宁队服，这进一步压缩了球队在休赛期赚取额外收入的空间。休赛期，这自然引发了球队的抱怨。不止一位球队老板抱怨：“我们不能因为李宁付了一大笔钱就把所有的权利都给了他。现在李宁已经获得了太多霸道的条款，他甚至想占据休赛期，根本不给球队留下任何空间。”

总体来看，在李宁合同期内，篮协和英芳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球队和球员私下里却一直在试图绕开规则。归根结底，李宁的4亿蛋糕并没有真正分配给球队，球队希望篮协能够将CBA装备权下放，即使不能回到1999-2004年“百花齐放”的局面，至少球衣和球鞋装备权应该球衣装备权可以统一授予一个品牌，而球鞋装备权可以委托给各球队和球星。

近两年篮协其实也在考虑球队和球员的这个诉求，一度还筹划成立“CBA联赛劳动争议调解处理委员会”，并出台了《CBA联赛劳动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并制定了《球员投诉处理规则》，试图建立类似NBA球员工会的机制来平衡各方利益，但这一切还停留在纸面上。今年，随着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成立，球队再次提出篮协下放经营权，虽然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但相信随着CBA公司的成立，CBA终究会走上管办分离的正轨，早晚有一天，经营权会落到篮协手里。球鞋和装备的管理将下放给各个俱乐部和明星球员，甚至有望像NBA那样完全放开，交给球员自己管理。但那一天离我们还有多久？篮协宣布放权后，球队和选手又会吵起来吗？